作为当代西方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汇流而成的文化和社会批判思潮，生态女性主义以压迫女性与掠夺自然之间的逻辑和历史联接为理论基点，致力于探寻化解生态危机与解放妇女在文化与社会上的共同路径。生物殖民主义（biocolonialism）作为日渐凸显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正日益引发生态女性主义的强烈关注。她们注意到某些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科研机构，凭借雄厚的资本、知识产权和转基因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掠夺、盗窃、垄断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原住民族群的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并用于农业、医药等领域的市场研发而独自牟取暴利。不仅如此，它们还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倾销转基因产品、推行大规模田间试验和生物燃料种植等等。因此，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维多利亚·托利·科尔普斯(Victoria Tauli Corpuz)、苏珊·霍桑（Susan Hawthorne）、阿尔·萨勒（Ariel Salleh）、南蒂塔·夏尔玛（Nandita Sharma）和爱娜·伊西亚（Ana Isia）等来自东西方不同学术背景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率先垂范，她们立足于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独特视角，并自觉整合多种思想资源，从自然和文化、历史和现实、微观与宏观等不同维度，对生物殖民主义作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通过将生物殖民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父权制的新一期工程和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工具，并在历史和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对其进行深度的透析与强烈的批判，生态女性主义已经成为活跃在该领域的一支重要学术批判力量。

一、生态女性主义“生物殖民”批判的三个维度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从知识产权的膨胀、全球化下公司统治的强化和现代生物技术的不当研发等核心论题切入，通过揭露、分析和批判其背后所隐蔽的“产权”、“资本”、“技术”与“性别”等范畴之间相互支持、相互维护和相互强化的密切联系，深刻剖析了生物殖民主义的历史根源、表现形式、运作机制以及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新的生命政治框架和生命伦理理论，从而为消解环境、技术、发展等诸多难题提供新的思维路向和现实对策。

1.对生命专利的批判

正如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指出的，作为西方商业利益推动下的美国专利法全球化的结果，“生命专利”（即基因专利）将植物、动物以及人类的基因片断都纳入专利保护对象，实际上是把16世纪以来的商业圈地推进到极限，把私有化扩展到地球生物圈所有生态系统。[1](P43)“生命专利”也因此成为生物殖民主义的重要工具和内在驱动力。在强垄断、高利润的基因专利的驱使下，某些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科研机构便利用生物勘探、技术合作等方式，独占、盗取原住民族的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并进行专利抢注，进而将生命私有化、商品化和同质化，剥夺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权、食物权以及创造力，圈占科学研究领域和人们的公共生存空间。通过历史和文化维度上的追踪和考察，生态女性主义对“生命专利”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但她们并没有止步于具体伦理道德后果的无休争论，而是深入到生命专利对人与自然的多重宰制层面，痛斥生命专利对生物和文化多样性，进而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澳大利亚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苏珊·霍桑指出，“生命专利”将生命视为发明，模糊“发明”与“发现”的界限，延续的不过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主义话语。500年前，哥伦布和库克充当旧殖民主义先锋，分别“发现”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将原住民世代繁衍生息的地区视为“无主地”予以强占和瓜分，并冠之以“文明”、“进步”的现代主义美名；而500年后的今天，跨国企业通过新一轮的跑马圈地运动再次侵吞自然和历史成果：“发现”农作物、有医疗价值的植物、特殊人群的遗传资源和原住社群的集体知识等新的“无主地”，并通过“生命专利”将对传统知识和生物资源的占有、垄断加以合法化。霍桑警示我们，作为“哥伦布式的强盗逻辑的当代演绎”[2](P50)和英国圈地运动的再现升级，拓展了殖民领域和剥削对象的生物殖民主义更具有隐蔽性、欺骗性和根本性，从而对妇女生存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或劳动成果、甚至是女性的身体造成更为严重的威胁。反对“生命专利”，反抗生物剽窃，就是对生命本身殖民的彻底反抗。

在生态女性主义看来，这种将产权置于人权之上的西方法律文化是深刻印证着“父权制”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由于原住民的土地和妇女的身体一直被当作是惰性的、被动的、死寂的可供掠夺和侵略的“资源”，因此崇尚知识私有的西方文化只为专利权提供单向保护，而贬低、漠视原住民尤其是女性，世代相传的传统智慧及其集体所有权，从而极大地刺激和助长了对作为原住民文化和生存根基的资源、知识的圈占活动。这就证明，专利权的男权主义价值取向与保护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终极目标是不可调和的。因此霍桑断定“专利的历史就是知识私有化的历史”，作为一种资本对人与自然的权利，专利不可避免地与殖民化、私有化和分离化相关联，公有资源因而被私有化、标准化和商品化；作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基因专利构成一种“建立在阶级、欧洲人及其后裔的殖民化和男权统治基础上的权力的交叉点，从这种权力丛中成长出来的即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公司统治”。[3](P248)因此，基因专利作为一种性别建构的产物，极大地扩展了资本主义范畴，它在保护资本投资的同时取消了对平等、公平和正义等核心价值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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